【社论】职业打假变“恶龙”，司法标准要更精准

这回“职业打假人”被警察抓了。
广东蒙某在网上花19.9元购买一包“土茯苓干片”，随后以货品没有农产品标签为由，向商家索赔1000元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蒙某专挑简易包装的初加工农产品下单，再进行投诉，对商家敲诈勒索。目前，蒙某已被警方抓获。
其实，类似的纠纷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。重庆农妇网上卖自家做的扣肉，有人狂下单150份之后，又起诉其为“三无产品”，之后法院判农妇要赔偿5万元，这事还引发了社会热议。
近年来，“知假买假”纠纷不断，“打假人”也从之前为消费者出头的“白衣骑士”的形象，转向专挑小本经营者下手的“敲诈者”。而且，这些案子的处理结果，还天差地别，有的“打假人”得意洋洋胜诉，动辄收到几万、几十万元的赔偿；有的法院则没有支持“知假买假”之后的赔偿诉求。而像广东这起案件这样进行刑事追究的，也时有发生。
此前法律规定“惩罚性赔偿”，其立法初衷是调动民间维权的积极性，弥补维权成本，但是，这些“职业打假人”也在异化，从屠龙者变成恶龙。
首先，主观动机异化成了赚钱，几乎不择手段。其次，打假对象和公众的诉求南辕北辙，“打假人”滥用一些技术规则，搞“鸡蛋里挑骨头”，紧盯着广告里“最”“顶尖”等《广告法》禁止的字眼，以及一些初级农副产品的包装、标签问题。第三，这些人往往针对一些小微商家乃至经营副业的农民下手，动辄上百份、上千份地下单，严重毒化营商环境，让很多商家不堪其扰。
以打假的名义碰瓷、敲诈和消费者要较真、“讨说法”不是一回事，要保障消费者的投诉权利，也警惕“假维权，真敲诈”，不能“一竿子打翻一船人”，也不允许浑水摸鱼。这就需要精准厘定司法标准，划定维权与敲诈的边界，明确民事责任、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。
2021年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《“知假买假”行为性质认定类案裁判规则汇总》，明确了对于“知假买假”应予以区别对待：职业打假人在购买时未产生错误认识，系出于自愿、真实的意思表示的，不适用惩罚性赔偿；索取的赔偿数额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权益范围或合理范围，或者索赔多次且数额较大的，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且在索赔过程中使用欺诈、胁迫等手段的，构成敲诈勒索罪。
正义，无非是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。消费者正当维权，法院要支持；利用商品的一些技术性瑕疵搞“碰瓷”，法律绝不能纵容，绝不允许“权利”被扭曲，成为捞偏门的道具。下一步，司法机关有必要进一步规范裁判标准，做到同案同判、异案异判。